湖南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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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澤東的商業頭腦:按讀者口味開書店
2013-6-13 10:53:20

  籌集創業資金

  1920年夏,已經結束在北京打工生涯的毛澤東來到上海找陳獨秀,談了他為幫助湖南青年赴歐洲留學的籌款打算。

  陳獨秀雖然支持毛澤東的主張,但自己不善理財,手頭無甚積蓄,只好介紹毛澤東去找章士釗。毛澤東對章士釗的游說相當成功,章士釗不僅自己出錢贊助,而且還找了滬杭一帶的社會名流捐款,很快就籌集到了兩萬元錢。

  毛澤東拿到這筆錢后,表現出經商的另一項優秀素質——誠信,他始終記著這筆錢和章士釗的人情。從新中國成立后的1963年起,整整用了十年的時間償還了這筆錢,每年初二都派秘書拿兩千元自己的稿費給章家送去?;雇炅肆酵蛟謀窘鷙?,毛澤東仍然每年給章家送兩千元作為“利息”,一直到章士釗去世。

  成功籌款兩個月之后,毛澤東又進行了新的嘗試,與人合伙租了湖南長沙潮宗街五十六號湘雅醫學校傳達室和教室辦起一家書店,起名為“文化書社”,經營書刊零售業務。在北大紅樓與李大釗相處的這段經歷,不僅使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提高上大有裨益,而且為他第一次下海經商提供了知識和寶貴的人脈。

  書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東有三個人:毛澤東、易禮容和彭璜。毛澤東和易禮容負責經營,易禮容任前堂經理負責銷售,毛澤東任特別交涉員,負責進貨。在北大圖書館學到的知識終于派上了大用場,讀者喜歡看什么?哪一種報刊銷售對路?利潤是多少?毛澤東都一清二楚。

  按照讀者口味引進報刊

  為了謀取更多利潤,毛澤東費了不少心思。

  要想賺錢多,資金必須周轉快;要想書刊賣得快,必須要符合讀者的胃口。書社經營書籍、雜志、日報三個品種,賣報紙的本和利都不大,街頭的報童便可為之,只能在雜志和書籍上多想辦法。

  毛澤東有意識地多進《新青年》、《新潮》、《勞動界》、《新生活》等觀點新穎、革命味十足的報刊。這類出版物在社會矛盾突出、思想激進的湖南長沙果然銷路很好,給湖南知識分子耳目一新的感覺。

  書社經營的書籍主要以西方的哲學名著為主,最多時品種達到二百二十一種之多。為了拿到更便宜的書,毛澤東決定與出版社直接掛鉤,成為文化書社穩定供貨商的有上海泰東圖書局、亞東圖書館、中華書局、群益書社、時事新報館、新青年社、北京的北大出版部、晨報社、武昌的利群書社等十一家,毛澤東與他們分別簽訂了合同,保證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書刊。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動用了他與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等人的關系,由他們出具信用介紹,供貨商免去了書社的抵押金。如此一來,書社的經營成本和風險都大大減低,流動資金也不用發愁了。

  在報紙上做廣告

  為了擴大書社的知名度,提高書籍的銷售量,文化書社不惜花錢在長沙發行量最大的平面媒體上做廣告。 1920年11月7日和9日,長沙《大公報》連續刊登了 《文化書社通告好學諸君》的啟事,公布了文化書社所有的書刊目錄,重點推薦了《羅素政治理想》、《馬格斯 〈資本論〉入門》、《達爾文物種原始》、《社會主義史》以及《新青年》雜志等。

  在經營理念上,毛澤東也大膽突破。按照當時的行業規矩,一般不公布營業狀況以防被競爭者利用,尤其是財務狀況更被視作核心機密。毛澤東卻主張將社務情況徹底公開,財務管理公開透明,他還親自撰寫了文化書社的社務報告,詳細向各位股東匯報經營情況。

  在談到書社的經營思路時,毛澤東說:“現實的急務,莫要于傳播文化;而傳播文化有效,則莫要于辦‘文化書社式’的書社。社會對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驟然迫切起來,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舊思想的反面激刺,實在是一種可喜的現象。 ”

  毛澤東還公布了文化書社的暢銷書刊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有《杜威五大講演》、《馬格斯 〈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克魯泡特金的思想》、《晨報小說》第一集、《試驗倫理學》、《白話書信》等,雜志銷售量前三名分別是《新青年》、《勞動界》、《新生活》。

  經營書社一舉數得,不僅能傳播新思想、新文化,而且還能賺取可觀的利潤,還充當了秘密聯絡機關作用,黨團機關有事聯系、來信來訪,很多都是通過文化書社。中共“一大”結束之后,馬林從上海去桂林會晤孫中山,途經長沙時特意在文化書社停留,專門與毛澤東、易禮容等人聊了很長時間。(作者:馬祥林)